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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财政改革打开第三次全局改革新空间

发布时间:2021-01-25 10:23:12 阅读: 来源:碰焊机厂家

推进财政改革 打开第三次全局改革新空间

贾康()认为,可以走“技术路线”推进改革,从“财政加强、改进管理”的角度切入,从公共理财、公共事务的决策、监督体系改革发力。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在前面空间似乎很小的情况下,实际上仍然存在特别值得发掘的一些重要的空间,首先就是公共财政建设所打开的、能促使中国的综合配套改革进入新境界、新阶段的渐进式改革和局部突变相结合的推进空间。我们完全应当努力、积极地争取打开这种空间。这也是财政改革继1980年和1994年之后,所可能给予中国全局改革的又一次历史性贡献。  经济性分权的财税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从长远发展来看,财政体制改革必须考虑怎么样进一步走向现代社会,政府职能必须怎么样转变。中国各级政府以后要在税收方面形成稳定、大宗的、可预期的收入来源,就必须越来越透明地向社会公众说清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就必须越来越认同所谓“无代表不纳税”。  在“十二五”期间要进一步适应社会需要优化再分配和财产配置,现在没有别的主要抓手,再不抓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制度框架建设,在这个方面渐进去做,等于什么事都做不成。  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毫无疑问,我们将迎接一轮新的改革发展高潮。有观点认为,财政体制改革会是此轮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对于财政体制改革,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要加快改革步伐,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  那么,财政体制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财政体制改革如何才能在新一轮全面改革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将经济性分权  进一步贯彻到省以下  证券时报记者: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有怎样的概括和总结?  贾康:如果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体制转变做一个最简要的总结,那么1994年之前可以称为“行政性分权”,而1994年后则可叫作“经济性分权”。  行政性分权最基本的特征是依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形成财政收入组织方式和控制方式,企业必须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服从自己的行政主管。1994年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财税配套改革,建立了分税制框架,这一改革带有里程碑性质,改革的实质是从原来的行政性分权过渡到与市场经济体制匹配的经济性分权。基本特征首先是政府对企业不再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企业不论大小、不分行政级别、不讲所有制性质,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该交国税交国税,该交地方税交地方税,按“一条起跑线”公平竞争。同时,中央地方间不再存在“体制周期”,只是不断动态优化分税安排,政府间财力分配趋向规范、稳定,转移支付制度得以合理强化。  1994年确立的财税体制应该说支撑了整个中国市场经济间接调控的基本框架,走进了一个新的分权境界:国家主要以预算、税收、国债等财政手段以及货币政策方面的经济手段为调控工具来实施宏观调控。也就是要让市场的各种信号与这些宏观参数综合在一起,实现由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能够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一整套间接调控运行机制。  总之,经济性分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政府和企业、中央与地方这两方面而言,首先是真正形成了与市场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相契合的制度安排;另外还有一项关系正越来越清楚,即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管理实体的政权体系与公民、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所得税改革引起了全社会如此大的关注,实际在客观上进一步唤醒了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  当然,财政分税制于1994年之后的运行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矛盾,面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挑战。  证券时报记者:可否详细谈谈分税制实施后出现的矛盾与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究其原因是分税制制度本身所致吗?  贾康:分税制实施后遇到两方面的困扰:一是在2000年前后一度特别严重的基层财政困难,另一个是最近几年为各个方面所指责的土地财政和大量的地方隐性负债。  但出现这些问题不能把打板子打在分税制上,因为我国省以下迟迟没有进入分税制状态,并没进行真正的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出现的这些问题,恰恰是来自于我们过去就知道它一定要出问题的领域,即现在省以下财政体制实际上还在运行的分成制和包干制。目前,我国省以下的体制情况是:所有省级行政区,包括最发达的地区,在省以下也没有进入真正的分税制状态,而是五花八门、复杂多变、讨价还价色彩仍显浓重的分成制和包干制。  因此,接下来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怎么样把经济性分权进一步贯彻到省以下,真正把分税制从上到下贯通起来,让它形成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效支撑机制。  经济性分权的财税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从长远发展来看,财政体制改革必须考虑怎么样进一步走向现代社会,政府职能必须怎么样转变。中国各级政府以后要在税收方面形成稳定、大宗的、可预期的收入来源,就必须越来越透明地向社会公众说清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就必须越来越认同所谓“无代表不纳税”。  在集权和分权的概念下进一步深入讨论中国财政改革,一定要跟现在顶层设计之下的全面配套改革融为一体,如果在这方面通过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把省以下分税制一步一步配套推进,便要进一步注入一种制度安排,势必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实际上就是宪政化。  建立合理地方税体系  证券时报记者:您刚才提到把经济性分权进一步贯彻到省以下,在您看来,在这方面有何切实的措施?  贾康:真正把经济性分权贯穿到底,需要强调财政体制要按照扁平化的框架来做新一轮的深化改革,要在推进县级财力保障制度的同时更多从长远考虑如何建立合理的地方税体系。  具体来说,要构建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按照三级的基本框架和“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力求实现省以下财政层级的减少即扁平化,通过推行省直管县、乡财县管与乡镇综合改革等措施,形成中央、省、市县的三级财政架构。  在建立地方税体系中,我国可考虑的支柱税种有两个。一个是资源税,中西部工商业不发达,但他们资源丰富,所以通过资源税可形成大宗稳定的收入来源,像新疆先行先试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新疆所实行的资源税改革,只涉及原油和天然气两项,但仅是这两项,从静态算账来看,一开始一年就为新疆增加了40亿元左右的收入,以后此类税收还会继续上升。更长远来看,与形成这种大宗稳定的收入来源相配套的资源税改革,意义其实更宽广得多,可使整个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在可持续发展、节能降耗的问题上得到一个以法律为背景的长期有效的经济杠杆,也就是一种依靠经济内在利益的调整机制,逼着整个产业链从资源开发开始,所有的主体千方百计在经济压力之下节能降耗,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  说了这么多年节能降耗,从大都市到乡村,情况千差万别,但是节电节水节能的内在动力都是不足的。以北京为例,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白菜价翻了约100倍,那北京的民用电价到现在仅为3倍,整个资源配置中老百姓自然而然是从经济相关利益上来认知的,现在谁也没有真正从内在感受上说需要节电。实施资源税改革,其内在逻辑展开了以后,除了给地方税体系提供配套之外,整个中国会形成一种强大、持续、规范的和可预期的经济杠杆作用,推动多年没有解决的煤电比价关系的问题,肯定会呼唤与之相关的配套改革。  另外一个地方税体系中可以寄予希望的支柱财源,就是现在上海、重庆已经试点的房产税。要使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必须有现代不动产制度,也必须有现代意义的跟不动产相配套的调节制度,构建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是不可回避的——不可能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而没有现代的财产税制。而且,在“十二五”期间要进一步适应社会需要优化再分配和财产配置,现在没有别的主要抓手,再不抓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制度框架建设,在这个方面渐进去做,等于什么事都做不成。  总之,我认为,现实情况正呼唤着新一轮价、税、财相匹配的配套改革,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不失时机优化我国发展改革的顶层规划设计,抓住基础品的价格机制,相关的税收制度以及它们必然形成配套关系的财政体制,再扩展到整个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线索,实施通盘设计和配套改革。  公共财政体制  改革应向前推进  证券时报记者:在以分税制为标志的经济性分权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中国财政体制正在向“公共财政”逐步转变,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中都面临哪些困难与问题?其进一步健全与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贾康:在中国,“公共财政”概念是在经济、社会转轨中就财政转型而提出的。在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客观地需要形成一个财政职能和财政形态调整的基本导向——在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之后,这个被概括为“公共财政”的导向,于1998年被财政部门的领导和国务院领导明确提出。其后,关于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写入了中共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计划文件。从原来的供给型财政、生产建设型财政、转轨过程中探索的“振兴财政”,一步一步转变而提出来的“公共财政”,是适应时代要求、能够与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总体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相匹配的财政形态。  “公共财政”,顾名思义,其关键的内在导向是强调财政的公共性,由此而来,公共财政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至少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这方面的实质问题,是怎样正确处理国家政权体系的公共性和阶级性的关系。第二,应以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基本方式。这个基本特征所内含的实质性问题,是合理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合作关系。第三,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财政分配(亦即公共资源配置)的决策与监督机制。这个基本特征的实质内容,就是以理财的民主化、法治化、宪政化,保障决策的科学化以及公共需要满足的最大化。第四,在管理运行上要以现代意义的具有公开性、透明度、完整性、事前确定、严格执行的预算作为基本管理制度。这个基本特征的核心内容,是落实公共财政的运行载体。  自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我们积极推进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政府职能转变的迟滞,政府财力有限而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等现实问题都直接影响到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今后,公共财政建设和体制改革应与各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相应而不失时机地向前推进,争取进入新阶段、新境界,从体制机制上和财力分配上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民众更多分享改革的成果。  十八大报告明确,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我认为,相关改革的主要内容在收入方,包括:合理调整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以房产税、资源税等充实地方税体系;完善纵向财政支付制度和改进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企业所得税税源总分制度等。  财政改革有可能  第三次推动全局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空间已很小,因为目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的深水区;也有观点认为,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财政体制改革将是此轮改革的突破口,能为中国全局改革打开新的空间。对此,您怎么看?  贾康: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渐进式改革已经走到了几乎任何再往后推进和深化的举措,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胶着状态,那种有一部分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的所谓“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空间,在中国可以说已经用尽。在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已相对清晰地形成这种新格局之下,现在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必然碰到触动既得利益的敏感问题和困难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从“财政加强、改进管理”的角度切入,从公共理财、公共事务的决策、监督体系改革发力,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这三个层次创新的互动关系把握好,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还是应该有继续深化的空间的。这种“技术路线”带有策略性,却又有战略价值。  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提醒我们:值得寻找那种不以正面的政治性激进方式为主却可以实质性深化社会变革的空间。如果我们从管理角度切入推动创新,对上可以进一步打开制度创新的空间,对下又可以和技术创新形成很好的互动,这样综合起来形成三个层面创新的良性互动。  从我国1998年以后公共财政改革的进展来看,这种创新空间的确是在一步步发掘和有可能被更充分地打开。这些年,在公共财政的理念之下,从政府管理创新入手,推动了诸如综合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制度、税费改革等举措,是一系列看起来各方都难以拒绝的管理创新措施。而这些管理创新又客观地要求在制度层面上促使政府理财和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策与监督走向透明化、严密化、规范化、法治化、民主化。  虽然这些概念没有“天天讲”,但是在公共事务决策和公共资源配置领域的现实生活中,近年已有不少自下而上的“参与式预算”的实验,有上下要求相呼应而推出的公共事务决策事项的听证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务公开”和通过较充分民意表达形成科学化决策与管理方案的要求与行动。上下的这种互动综合在一起,我们很有可能通过政府理财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来促进和拉动经济社会生活、公共事务决策的法治化、民主化、宪政化,进而就可以在这种动态过程中化解既得利益阻碍,继续实质性地推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配套改革。  另外,目前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技术性后发优势上,我们也有十分值得看重的“可操作性”,就是可以比较便捷地运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即计算机网络,来推动管理创新乃至制度创新。按照现在的目标和发展建设逻辑,公共部门今后势必要联网形成一个反映全局、支持全局的超大容量的信息平台和科学决策平台。计算机不讲人情,在各个运行环节都可以有一定的透明度和多人监督,都必须自然而然地加入集体决策和法治、民主取向的权力制约机制。公众事务决策和公共资金与资源运用如何体现民意,通过技术的创新和管理的创新,最后会上升到制度安排的创新上。对于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这无疑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宝贵机遇与切入点。  所以,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在前面空间似乎很小的情况下,实际上仍然存在特别值得发掘的一些重要的空间,首先就是公共财政建设所打开的、能促使中国的综合配套改革进入新境界、新阶段的渐进式改革和局部突变相结合的推进空间。我们完全应当努力、积极地争取打开这种空间。这也是财政改革继1980年和1994年之后,所可能给予中国全局改革的又一次历史性贡献。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  中国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强。就算目前有泡沫和短暂的压力,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没有改变。中国政府强有力的调控手段、中国人勤劳肯干的精神以及想要走出去的态度,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随着城镇化的扩大,中产阶级的兴起将带动消费强劲增长,由此会使得更多的创业机会和中小企业涌现出来,出现更多的创新商业模式,未来中国就可能会从这个层面领导全球的经济增长。  消费领域作为A股市场投资布局的重要板块,借鉴美国对冲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尤为重要。美国安库集团(Elmcore)创始人及CEO费利克斯·丹丘在投资、企业兼并与收购、战略重组等方面有12年的经验,尤其在消费品和食品饮料技术和媒体、娱乐等领域,经验丰富。证券时报记者对丹丘进行了专访。  创新是美国经济发展原动力  证券时报记者:对美国财政悬崖怎么看,对投资有何影响?  费利克斯·丹丘:就解决危机而言,美国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紧张,应当提高赋税水平和出台相关措施。因此,我们目前的投资决策已经包括了更高税赋水平和更多的政府监管措施等因素的预期,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美国经济如何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证券时报记者:美国经济下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自何处?  费利克斯·丹丘:这个问题,谁能解答谁就能掌握投资先机。总体来看,创新是美国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的着力点,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提供经济新动力,这需要划时代的新技术和新增长模式的出现。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现阶段经济发展难以突破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新技术如电动车等并没有达到这一要求,电动车中途没电需要充电至少4小时,对长途旅行来说很不方便。我个人认为,最有可能取得技术突破的领域包括纳米技术、新医疗技术、金融创新等。  证券时报记者:金融领域会有何种开拓性创新?  费利克斯·丹丘:目前已经出现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完全打破国界和时区限制。相应地,金融资产也可能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成为跨国界自由流动的标的物,这一领域的创新前景难以估量。在此基础上,跨国境的投资交流也是未来值得期待的合作要点。随着资本跨国流动的增多,未来世界经济将不再围绕着贸易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顺逆差问题,资本流动将取代贸易成为未来全球经济交流的主要模式。  新型城镇化值得期待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看待中国推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内需增长潜力?  费利克斯·丹丘:中国实行由政府主导城镇化、基建投资,以弥补内需不足问题,这为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虽然中国一度是出口导向性经济,但实际上,外界往往忽视了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随着城镇化的扩大,中产阶级的兴起将带动消费强劲增长,由此会使得更多的创业机会和中小企业涌现,以及出现更多的创新商业模式,这可能会使得未来中国从这个层面来领导全球经济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看待部分华尔街基金经理质疑中国经济存在巨大泡沫的问题?  费利克斯·丹丘: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惯性,就算有泡沫和冲击,也不会让中国经济出现崩盘的走势。像美国,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在短短两年后就得到恢复性增长。  对像中国或美国这样的分散的、具有平衡机制的国际经济体来说,抗风险能力总体比较强。就算目前有泡沫和短暂压力,但中国核心竞争力没有改变。中国政府强有力的调控手段、中国人勤劳肯干的精神以及目前走出去的态度,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因素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有何影响?  费利克斯·丹丘:全球商品的定价还是需要分析供需双方的变化,尽管中国的需求未来可能减少,也要看到供给方的变化。商品是全球化的市场,即使中国经济减速,但供给方会采取对冲手段。总之,商品价格变化不会太大。  消费领域存在并购投资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美国市场消费行业的机会在哪里?  费利克斯·丹丘:作为生活必需品,消费行业存在着刚性需求,品牌又是消费者比较看重的因素。但是,由于市场的分割和细化,往往会导致中小企业无法拥有品牌、市场营销以及渠道建设,此外,还有部分企业形成了重研发,轻销售的经营传统,这都给并购基金创造了机会。并购基金通过并购的方式可以补偿相关缺陷,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一个好的并购基金需要具备哪些投资视野?  费利克斯·丹丘:一是需要达成共识,设计交易结构并能够顺利完成,二是并购后,企业是否能够保持之前的运作,只有这两方面配合,才是一宗好的并购。  投行在并购交易设计、协商谈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并购交易更类似于艺术而非科学,而管理企业则更讲究科学。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美国历史上有类似的问题吗?美国是如何解决的?  费利克斯·丹丘: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责任并不只是单纯在企业,政府的监管到位尤为重要。从历史上看,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在刚开始也面临着监管不足的缺陷。因为除了企业自身外,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相关立法及执行等多个领域都会影响到这一问题的解决。  对企业家而言,必须有具备职业道德水准的专人控制食品安全相关流程。重视食品安全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商品成本,影响商品竞争力。但食品行业需要在定价和品质之间做好平衡。因为虽然降低品质短期有利于价格促销,但长远来看,质量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此外,企业在媒体上宣传商品是否公正和客观也会影响消费者的判断,不能虚假宣传.(证券时报)

宏观经济政策可考虑全面转向“德国模式”  笔者曾提出,在当今的世界上其实至少存在两套相互对立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一套是英美式的凯恩斯主义路线,其特点是运用货币与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另一套则是德国式的路线,其特点是稳货币,稳财政,反通胀,反炒作。德国对房地产炒作的严格控制实际上可以作为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对这两套体系的比较涉及范围广泛的众多议题,需要运用算法经济学的方法作深入详尽的分析。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在此窥探其概略。  凯恩斯主义目前遭遇了大麻烦。美国的次贷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私人企业的失败,可是,格林斯潘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诱因;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近数十年来,货币在这个世界上泛滥成灾,在本轮危机处理中其花样日新月异。政策制定者们现在普遍认可货币的“非中性”性质,觉得这个工具使用起来非常便利,于是就忍不住越来越倚重它。通缩是绝对不可以的;只要不引起明显的通胀,不刺激白不刺激。这正应了当年金本位支持者们的预言;他们说,一旦脱离金本位,货币一定是会被滥用的。  再来谈谈财政政策。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责无旁贷,自古皆然,可是,凯恩斯的学说却为把财政支出当作促进增长的工具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自此国家几乎可以冠冕堂皇地做任何事情了。这个闸门一开,利益集团群雄纷起,政治斗争日甚一日。在“民主”的神圣名义之下,大家就可以寅吃卯粮,集体腐败;国家就可以欠债不还,蛮不讲理。上大学时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永远铭记在心。他说:绝大多数商品都是在无需投票的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而经济体系因此反而运转得更好。2+2=4,大家都知道;可是,假如就这个问题反复投票,次数多了,2+2也就不一定等于4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政策几乎不假思索地走上了凯恩斯主义的道路,因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就是这么讲的,教科书没有提供别的选择。接纳西方教科书的做法,就是思想开明,就是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的象征。可以说,对于许多财经类专业人士来说,他们是以凯恩斯式的语气来谈论宏观经济政策为时髦的。媒体上整天讲这个“紧”,那个“松”,争来争去,引得公众围观欣赏,好不热闹。明知国外已经在闹灾难,我们国内却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反省之意。我们得意于国家负债率很低,财政上还大有扩张的余地。这些言论的潜台词是,我们其实是以那些已经处于危机之中的经济体为标准的。这样的心态,是继续大步迈向危机的预备。只要继续维持现有的政策做法,早晚有一天,我们就会到达同样的境地——即使有点儿半推半就。这是完全可以确信的。  凯恩斯主义究竟错在何处?对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归纳。首先,它创造了巨大的权力,并把这种权力集中起来运用。罗纳德·科斯在探讨企业性质时所提出的关于“控制权”的疑问表明,经济学界普遍地不理解“权力”究竟为何物,所以,主流经济学家一般并不反对垄断,这同他们一般并不关注宏观经济政策所引起的决策权集中这个问题是类似的。相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重大优势就是决策权的分散,以免经济体系遭受重大决策失误的冲击;这一点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反复强调。行外人所不了解的是,主流经济学至今对此尚未提出像样的证明。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所引起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向中央命令型的计划经济的靠拢。  由此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政府在明处,其他市场行为者在暗处,两方面进行博弈,政府很难取胜,致使发生僵局。我国政府更是借用凯恩斯的名义与市场大玩猜谜游戏,尽情挥洒超级权力,叫人无所适从,形成更加严重的“权力之恶”。第二,它吸引了整个市场的注意力,致使经济系统围绕调控当局来进行组织和“收敛”,加剧了各个行为者的同质性和同步性。其结果是,要么一哄而起,要么一哄而散。也就是说,经济的动荡不仅未能得到平复,反而被加剧了。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异质性和异步性的基础上的。这样一来,它就没法儿正常运转了。  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弊病是它是一种“乱枪打鸟”式的做法。提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抑制经济波动。一般说来,任何经济问题都是局部的,或某一方面的;而受过英美式的主流经济学“训练”的人,满眼都是整体系统和数量议题,根本不能理解结构性问题,这就很容易导致他只能想到总量调控的办法。发动刺激政策的动机一般都在于减少失业,而为了把失业率降低几个百分点(一般只涉及为数很少的人口),却对整个经济进行“大水漫灌”,致使大部分“水”都流向了不该去的地方(例如资产炒作领域)。即使仅仅凭借经验和常识,我们也可以知道,这种粗放做法的效率一定是很低的。哪里有问题,还是直接往哪里解决,“不要连累其他地方”,这是常识上的正确性。“假如国家把这部分失业人员养起来,又能花费多少呢?”显然,这就是德国人的想法。  货币的“非中性”是凯恩斯式货币政策的基础。宏观学者把货币的“非中性”当作一个谜题,一个发现,其实这是很荒谬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中性”的东西;“中性”完全是一种主观想象(或者是“非中性”的衍生物)。任何一种思想、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存在“真实效应”。犯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具有重大弊病。对此我们不再详论,而只限于强调:第一,在任何政策措施都会产生“真实效应”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仅仅迷恋于货币政策,而是应当对各种政策的利弊得失进行广泛的权衡与选择。第二,“轻度通货膨胀总是具有实际净收益,而通货紧缩一定具有实际净损失”,这些结论都是高度可疑的,不足以作为决策的基础。连周小川行长都承认通货膨胀具有累退性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可是,又有谁具体去衡量了这种损失呢?  理解了凯恩斯主义的弊病,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眼光,即发现德国的经济政策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因而,它足以成为一种“模式”,而且这个模式很可能要优于凯恩斯主义。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逻辑:首先,国家致力于维持货币供应、币值与物价的稳定,维持财政预算平衡,避免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大规模行动给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不过,上述目标其实并不容易实现,因为经济体系内在着不稳定因素,当初正是这些不稳定因素才迫使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为此,德国至少还采取了三项直接管控经济的做法:1、严格监管金融业,防止金融资本到处冲击市场。2、严格管控房地产业,既要保证国民获得代价低廉的住房,又不许形成炒作浪潮。3、防止垄断,防止形成超大型企业和超级经济权力,确保自由竞争。这三项政策的思路是彼此一致的,其特点都是分散经济权力,避免过大的同步性活动的形成。因为,一个由众多独立决策单位构成的、自由竞争的、高异步性的经济体,各种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相互平衡和对冲以后,其整体表现必然会比较平稳。这些政策看似不属于我们常说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们其实都具有明显的宏观含义。光“反对资产炒作”这一条,就意味着一项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下很大的政治决心才能实施。资产交易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过分的炒作也带来巨大的害处。利弊权衡之下,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还是将其严格管制起来比较好。加上社会保障体系,这套政策组合既不同于凯恩斯体系,又不同于古典式的自由放任政策,它包含着诸多积极的行动,因此,笔者认为其足以被称作一种相对独立的“德国经济政策模式”。笔者运用“算法经济学”的逻辑来推导经济政策,其结论也与这种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不能不令人惊异。  德国经济长期繁荣稳定,这套政策功不可没。即使面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德国仍然能够保持其出口大国的地位,原因显然在于,一方面,低房价导致其产品成本低廉;另一方面,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发展制造业这样的“正事”上,最终提高了其产品的性价比。那些热衷于资产炒作的国家,使国民满足于虚幻的财富,使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降低,整日鸡犬不宁,到头来终将不会有好结果。  在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国家的包围中实行“德国模式”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这就是德国和欧洲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欧元危机不是德国造成的,而是由于不严格实行德国式的政策方才引起的。当然,德国模式不是完美的,还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发挥。德国的失业率一直稍高于其他西方国家,不过由此发生的救济支出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国家完全可以承受。导致失业的原因很复杂,而首要的行动准则是,在我们透彻地理解这一问题之前,经济学家们不要煽动政府去胡乱扩张。这一问题还需要反过来理解:假如经济是长期持续稳定的,那么,这个状态下的失业率也就可以使用“自然失业率”这个概念;拒绝它不如接受它。未来高科技时代的自然失业率将会是多少?财富又当如何再分配?还是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吧。  笔者常想,当前的中国经济究竟是否内在着高速增长的能力?如果是,为什么宏观管理部门还要不断地刺激它?还要采用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曾经有一种理论认为,我国经济年度增长率不能低于7%,否则就不足以吸纳富余劳动力,社会就要动乱。即使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鉴于富余劳动力的吸纳目前已经接近尾声,调控部门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歇一歇、想一想了?(证券时报)

承销进步显著。上半年股票公开发行额90.1 亿元,市场份额2.72%、居行业13 位,是去年全年的11 倍,实现承销收入3.2 亿元,收入占比达18.9%。  经纪业务上半年佣金净收入8.2 亿元,同比下降13.6%,市场份额1.3%、较2009 年增长2.3%。上半年股票基金净佣金率0.134%,较2009 年下降10.2%,明显低于行业平均降幅;其中2 季度佣金率0.13%,环比下滑5%。公司上半年新增疆内营业部17 家(含服务部升级),在疆内的垄断优势愈发明显。  自营上半年投资收益3.8 亿元、同比增长159%;但西飞国际等股价波动大导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损失2.7 亿元。期末自营市值51.3 亿元,较上年末减少9.7%,主要是持有基金减少所致。股票投资10.6 亿元、较期初减少1.9 亿元,主要是持股市值减少所致。期末自营股票和证券分别为净资产的16%和78%。目前前10 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仍有约1.7 亿元浮盈可兑现。  期货业务进步显著,上半年期货经纪市场份额0.82%、同比增长53%;其中股指期货市场份额1.18%。实现佣金收入0.3 亿元、同比增加51%;上半年实现资产管理收入0.4 亿元;直投业务完成2 单投资,投资额0.65 亿元。  在市场(1700/2400)的假设下,调高2010-2012 年盈利预测至0.80 元、0.90元以及1.11 元。目前股价对应动态21 倍PE,在中小券商中处较低水平。上调公司目标价至20 元,对应2010 年25 倍PE,但仍维持谨慎增持评级。新疆地区振兴计划的推进将是股价的催化剂。(国泰君安梁静)  东北证券(000686):短期具有交易性机会推荐  公司近况:  东北证券公布了公司2010年8月财务经营数据。  评论:  东北证券2010年8月经营数据环比继续好转,经纪业务收入受益于股票交易额增长应该是最主要原因。  公司8月营业收入1.90亿元,较上月1.59亿元营业收入增长20%;当月净利润为8300万元,也比上月公司6400万元的净利润环比增长29%。公司8月末净资产为31.53亿元,环比增长3%;公司的净利润率也继续回升,至43%。  估值与建议:  在假设东北证券2010年以20元的价格每10股配3 股、日均股票交易额1800亿元,自营业务1倍PB、非自营业务20倍PE的估值倍数下,得到目标价格为22.72元,折配股前目标价格为29.53元。  由于东北证券自营业务在第2季度已经出现大幅亏损,且计入所有者权益的自营业务税前亏损仅为1700万元,自营业务风险已经基本释放。在短期内股票市场反弹、公司配股计划仍未实施的前提下,公司短期内仍可能有交易性机会,我们维持对东北证券“推荐”投资评级。(中金公司王松柏)  长江证券(000783):市场份额有提升谨慎推荐  2010 年上半年,长江证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9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3%。从各项业务来看,经纪业务收入同比减少6%,承销业务同比减少10%,投资收益同比减少33.5%。  从业务收入结构上看经纪业务、自营业务构成营业收入的主要成分。其中经纪业务收入占比为64.6%,是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从交易额上来看,2010 年上半年长江证券股基权交易额为7573.6 亿元,同比增长15.3%,市场份额为1.66%,同比提高0.19个百分点。2010 年上半年佣金率为0.118%,与去年底相比,略有下降,下降了2.47%。  市场份额提升,主要是长江证券营业部重新布局的结果。营业部向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涌入,以中心城市为根据地的大券商被迫让出了一定的市场份额,而迁出地区的客户资源由于没有新的竞争者进入依然留给了原来的公司,因此,长江证券营业部迁址的过程中市场份额在上升。另外,公司全面推进零售客户业务,客户规模增加,也导致市场份额提升。

佣金率虽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长江证券在省内的经纪业务还能处于相对垄断优势。另外,为应对佣金率下降,公司通过手机证券等销售方式提高了网上交易的比重,2010 年上半年,公司网上交易金额为5878.39 亿元,同比上升22.86%,占总交易额的比重为77.6%。网上交易比例的上升,降低了公司的固定成本。  预期2010 年长江证券的每股收益为0.50 元,对应PE 为24.04倍,鉴于长江证券的创新业务具有较好的成长空间,我们给予谨慎推荐的评级。(东北证券赵新安)  国元证券(000728):投行业务收入增长迅猛估值相对合理  净利润小幅下滑,相对强于行业水平。2010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7亿元,同比略增11.12%;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4.22亿元,同比下降8.55%,好于同业水平;基本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分别为0.22元和7.38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85%。业绩主要驱动因素为证券承销收入增长较快。  投行业务大丰收。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投行业务净收入1.43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倍多。主要是因为实现承销业务净收入1.27亿元,延续去年以来良好的发展势头。整体来看,上半年实现权益类主承销金额为30.92亿元,市场份额从09年的0.39%上升到0.93%,行业排名前进到27位,创历史最好水平。  市场份额和佣金率小幅下滑。由于业内同质竞争激烈,同时由于营业部网点调整力度较大,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双重因素导致上半年经纪业务净收入同比下降11.43%,二季度环比下降幅度有所加大。其中股基权交易市场份额比09年末下降8个基点,平均净佣金率约为0.109%,比09年末下降6.78%,低于全行业的14.84%。  自营业务受市场行情拖累。上半年公司自营业务收入0.06亿元,同比大幅下降109.33%,其中二季度由盈转亏0.22亿元,但相对于自营规模来看,其绝对值较小,自营收益率较为稳健。具体来看,一季度自营收益率为0.49%,二季度降为-0.22%,两者都高于同期上证综指收益率。  预测与估值。考虑到公司投行业务收入虽然增长较快,但由于受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的影响,市场相对低迷,从而拖累公司经纪业务收入、自营业务收入和资产管理业务收入都有所下滑,因此下调公司盈利,预计10年每股收益0.46元,每股净资产7.66元,目前估值相对合理,维持“谨慎推荐”评级。(东莞证券陈桂柳)  广发证券(000776):佣金率降幅趋缓自营仍具弹性  投资要点:  广发证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3 亿元、净利润16.4 亿元,分别同比下降20.8%与19.5%。每股收益0.65 元,业绩完全符合预期。期末每股净资产6.59 元。2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6.6 亿元、净利润7.7 亿元,分别环比减少16.4%与11.5%。季度EPS0.31 元。自营亏损是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经纪业务上半年实现佣金净收入24.2 亿元,同比下降26.4%;上半年市场份额4.80%,较2009 年增长2.2%。公司上半年股票基金净佣金率0.109%,较2009 年下降23.5%,大于行业平均降幅。其中2 季度净佣金率0.107%,环比下滑3.7%,降幅明显趋缓。  公司上半年完成9 单股票公开发行,募集资金70.4 亿元,完成4 单企业债券发行,募集资金83 亿元,公司实现承销收2.6 亿元,同比增长8.1 倍。  自营业务上半年实现投资收益0.7 亿元, 其中2 季度自营亏损1.1 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股票市值损失为自营亏损的主要因素。期末自营规模148.6亿元,较期初增加3.9%,其中股票投资规模22.2 亿元,较期初减少30.9%。截至目前,公司前10 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浮盈6.6 亿元,其中吉林敖东贡献6.9 亿元。

创新业务稳步推进。期末融资融券开户数340 户,融资余额1.29 亿元,实现利息收入77 万元;期货业务实现佣金收入1.1 亿元,同比增加37.5%,期货公司实现净利润0.34 亿元,贡献业绩2%;直投公司已有2 单项目完成IPO,目前浮盈1.4 亿元。  在(2400/1700)的假设下,预计公司2010-2012 年EPS 分别为1.34 元、1.67元以及1.93 元,维持增持评级和36 元的目标价。公司已公告定向增发方案,再融资的完成将快速提升公司资本实力,利于公司长期发展。(国泰君安梁静)  国金证券(600109):投行业务占据半壁江山目标价20元  报告摘要:  业绩基本符合预期。2010年上半年,国金证券实现营业收入8亿元,同比增长42%;实现净利润3.3亿元,同比增长46%;每股收益为0.3元;这和我们在《2010年中报前瞻》中预期的3亿元净利润基本相符。期末公司净资产为29亿元,每股净资产为2.87元。  投行业务占据营业收入的半壁江山。公司上半年实现投行业务收入4亿元,同比增长18倍;投行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高达49%,在上市券商中占比最高。这一方面是受益于整个投行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与上半年公司的主承销市场份额由2009年的0.44%大幅上升至0.8%有关。  佣金率降幅低于行业平均。公司2010年上半年实现经纪业务收入3.7亿元,同比下降5%,其中机构分仓在经纪业务收入中的占比约20%。上半年的股票交易额市场份额为0.72%,与2009年末相比下降4%。2010年上半年公司的股票交易佣金率为1.16‰,与2009年相比只下降了5%,较大幅度地低于行业平均17%的降幅;公司2季度的股票交易佣金率为1.2‰,较 1季度( 1.13‰)环比上升7%,上升的原因尚有待核实,预计同公司机构业务占比较高有关。公司上半年四川省新增了5家营业部,营业部总数上升至21家。  权益类资产敞口有所下降。公司上半年自营业务亏损0.3亿元,基本规避了上半年的市场风险。期末,公司权益类资产占净资本的比例由2009年末的11%进一步下降至5%,该权益类敞口在已公布中报的券商中较低,自营仍然相当谨慎。  费用率控制较好。公司上半年的费用率为52%,而去年同期及整个2009年大体相当,但是考虑到费用率较高的投行业务占比大幅上升,我们认为公司的费用率控制较好。  维持公司中性A  的投资评级,目标价20元。公司的估值没有明显吸引力,资本实力和网点布局存在一定的劣势,因此维持公司中性A的评级,目标价20元。(安信证券杨建海)  西南证券(600369):定向增发顺利完成估值不低  评论:  增发结果超出预期。公司于5 月下旬拿到证监会的批文,在市场走势不佳、发行价一直低于增发价的背景下,公司仅用短短3 个月就完成了定向增发,着实不易,这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但应该看到,参与定向增发的多为重庆本地企业、本地消化的增发规模占比超过70%,这应与地方政府大力支持有关,公司的基本面并不具备较强的吸引力。  增发将大幅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完成定向增发将极大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公司净资产因此增厚129%,在业内的排名由20 位开外提升到13 位左右,在上市公司中也超过了宏源和长江。在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监管体制下,业务牌照的获取及业务开展的潜在规模都取决于净资本大小。增发后资本实力的提升,将极大提升现有业务的潜在规模,并为公司获得融资融券等创新业务牌照增添了一个重重的砝码,这也将为未来的业绩增长奠定基础。

资本实力提升也为未来可能的并购整合带来想象空间。公司可以运用增发资金进行同业并购、乃至跨业并购,从而为公司未来的成长打下想象空间,但我们认为,目前这种市场化并购的时机还远未到来,至少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这种并购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大;而收购非券商类金融资产的难度应更大,对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因此,我们的盈利预测并不考虑可能的并购带来的效应。  业绩将有所摊薄。短期而言,由于资金运用渠道有限,增发将显著摊薄公司业绩。我们调增增发后带来的利息收入、并假设既有浮盈明年兑现,进而调整2010-2012 年净利润为4.1 亿元、7.8 亿元和8.8 亿元,对应摊薄后EPS 为0.18 元、0.33 元和0.38 元。目前动态PE 为77 倍,估值较高。仍维持中性评级。(国泰君安梁静)  招商证券(600999):投行和期指套保是未来亮点  经纪业务:受制于外延式增长模式,难以成为业绩增长点。2010 年上半年受到行业内佣金战影响,公司佣金率由2009 年的1.08‰,下降到0.83‰,降幅23%。这直接导致公司经纪业务收入同比下降。公司营业部数量不占优势,提升经纪业务市场占有率的关键除了积极新设营业部外,提高部均营业部盈利能力也是途径之一,但由于目前经纪业务仍是以外延式增长为主,公司难成为未来业绩增长点。  承销发行业务:迎来超越良机。公司发挥了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承销优势,投资银行业务在2010 年迎来了超越良机,改写了证券行业投资银行领域的竞争格局。公司奠定了在中小企业承销领域的优势,品牌效应和资源优势也将吸引更多的保荐代表人以及获得更多的发行保荐项目,成为中小企业保荐承销业务稳定发展的基础。招商证券将在中小企业项目市场份额稳步提高。公司投行业务对主营业务的贡献率明显提高,由2009 年的5.9%上升到2010 年上半年的25%,业务结构更加合理。  公司股指期货套期保值使得证券投资业务风险降低。股指期货初步起到平抑公司投资业务波动的效果。  按照绝对估值法和相对估值法,公司合理股价区间为22-24元,目前,公司股价处于估值区间下缘,股票的投资收益大于风险。(民族证券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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